古代的社會等級，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社會分工。君子小人的劃分，勞心勞力的劃分，后來就成為傳統(tǒng)中國士農工商的四民劃分?？鬃咏逃枷胫信嘤淖灾尉?，在“小人”或者“勞力者”那里是不完全的。小人只能接受君子的他治，然而君子他治的方式又是教化和感召，所以，既不過多干預民間事務，又要積極推進教化移風易俗，就成為儒家治國方略的主旨。在一定意義上，當今人們對企業(yè)文化的熱衷，未嘗不是這種傳統(tǒng)的一種變化了的遺跡。

同西方在國家建立之初就有了較為明確的職業(yè)分野相比，中國的四民區(qū)分，道德身份意義先于職業(yè)意義，是以資質和教養(yǎng)差別為依據的分工，不同于當今以技術為依據的分工。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斯·韋伯才認為孔子主張的“君子不器”是“反專門化”的，而且作為中國不能誕生理性官僚制的原因之一。所以，不但在古代，即便近代以來，中國也難以在管理層孕育出類似于西方的職業(yè)化技術官僚群體，只能培育出士大夫群體，技術人員哪怕擔任官職，在治理意義是也是被管理者。直到當今，管理人員和專業(yè)人員的關系基本上還是治人者和被治者，這正是傳統(tǒng)存續(xù)的現代表征。對此進行深入探究，有可能對中國管理轉型具有重要作用。從另一角度看，歐洲和英國式的博雅教育和騎士傳統(tǒng)（相對于中國的君子教育和士大夫傳統(tǒng)）在近代的存續(xù)，也可以作為研究中國教育思想演化的一個參照。

一部《論語》，孔子與學生之間的爭辯討論栩栩如生。師生之間不但有知識的傳授，有思維的啟迪，有疑惑的詰難，更有善意的揶揄和尖銳的抨擊，甚至還有惡言相向的罵人和氣急敗壞的賭咒。黑格爾說《論語》不過是平淡無奇的道德說教，很可能是不懂漢語只讀譯文造成的誤解和偏見。然而，《論語》能否直接用于治國平天下，卻需要斟酌。古代的儒生對這點是不懷疑的，后代繼承孔子遺志的士大夫，往往以修齊治平為使命。通過孔子教育思想的爬梳可以看出，孔子的思想確實深深滲透到中國傳統(tǒng)的國家管理和社會管理之中，然而，孔子本人能否成功從事管理活動，卻不敢保證。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孔子一生的不得志，才成就了孔子的事業(yè)和名聲。如果孔子按照他對周禮的敬仰來長期從事治國實踐，很有可能會適得其反?？鬃幼约赫劦街螄硐霑r曾經說：“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雍也》）然而翻翻《史記》就可以知道，正是齊國能夠因地制宜變通周禮才得以強大，魯國則因過于拘泥于周禮而束縛了自己。周公作為一名精明的政治家，準確預言了齊魯兩國的前景；孔子作為杰出的思想家，忠實于自己的克己復禮理想而不顧現實。所以，孔子之長在修齊，周公之長在治平。沒有周公，就沒有現實中的西周禮治體系；沒有孔子，就沒有以魯國為基點的后代文化綿延。后來的儒學把長于修身的孟子視為儒家正統(tǒng)，而認為偏向治國的荀子“大醇小疵”，有其內在的思想原因。治平的現實呼喚修齊的學說，而修齊又會深刻影響到后代的治平，但修齊和治平又難以合為一體。二者的關系，或許能夠對現代管理的思想和實踐的關系提供一個古代參照。

附記：關于西方對孔子的認識，可以引用芬格萊特的研究作一個參照。赫伯特·芬格萊特在《孔子：即凡而圣》（江蘇人民版）的“致中國讀者”中說：“坦率地說，我不曾認為，并且目前也不認為，孔子的視域是無所不包的。對孔子來說，我們現代的理解中富有特征和正當性的許多東西都是不可實現的。……但是，對于體現在孔子言說之中的那種視域的深度和廣度來說，現代世界的這種情形并沒有從中剝奪什么。”他承認，他在閱讀《論語》中態(tài)度是逐漸變化的。“初讀孔子時，我覺得他是一個平常而偏狹的道德說教者。對我來說，他的言論集——《論語》，也似乎是一件陳舊的不相干之物。后來，隨著逐漸增強的力量，我發(fā)現，孔子是一位具有深刻洞見與高遠視域的思想家，其思想堂奧的輝煌壯觀足可與我說知的任何一位思想家相媲美。漸漸地，我已然確信，孔子能夠成為我們今天的一位人師——也就是一位飽經人世滄桑、飽含人生智慧的思想導師，而不只是給我們一種早已流行的、稍具異國情調的思想景象。”可以看到，在初期，他同黑格爾十分相似。然而，值得人們考慮是什么引發(fā)了他后來的思想變化，以至于他后來作出了這樣的論斷：“我發(fā)現，《論語》里的睿見卓識，在精神實質上接近于這種西方哲學最新發(fā)展的一些最顯著的特征。就此而言，孔子是迄今為止‘超越于我們時代的’思想家，這是數個世紀以來他在相當程度上受到西方世界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我斷定，孔子思想中有著十分重大的類似于西方新思想的成分。”當然，我們是否接受他的論斷尚在其次，這種論斷能引發(fā)的思考才是更重要的。

發(fā)表于《管理學家》2012年叁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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