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工資條例》正在起草中，該條例旨在解決一線職工工資偏低、工資增長緩慢、遭遇欠薪及支付機制。

　　中國社科院發(fā)布的2008年社會藍皮書數字顯示：近年來，我國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2004年下降到49.6%，2005年降至41.4%，2006年更是僅為40.6%；資本回報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則從以前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在初次分配中勞動所得趨于下降，資本所得不斷上升，“利潤侵蝕工資”現(xiàn)象悄然萌生。

　　有人分析，中國長期處于低工資狀態(tài)是一個系統(tǒng)性結構性，甚至可以說是體制性問題。稅制不合理，國民創(chuàng)造的財富大部分被稅費拿走。資源性和基礎行業(yè)的國企壟斷，嚴重窒息了中小企業(yè)的生存發(fā)展。社會保障程度低，也導致工資“競相逐低”。但更應看到，在供大于求的市場環(huán)境中，職工群體尤其是農民工處于弱勢地位，加之工資立法滯后，缺乏有力的制度性保障，強勢企業(yè)運用資本霸權擠壓職工權益，甚至無情剝奪員工正當的勞動收入。最低工資標準成了“最高工資”，企業(yè)甚至采取提高計件工資數量、提高加班時間等變相降低工資。大量的臨時用工，其養(yǎng)老金、失業(yè)保證金、住房公積金、醫(yī)療保險金等一概減免。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先生就認為，“最突出的結構問題是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兩極分化有逐漸加大的趨勢，在國民收入分配中，資本所得不斷上升，勞動所得不斷下降，現(xiàn)在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都與此有關”。

　　當然，近年來職能部門采取了不少措施，包括推行薪金協(xié)商制度。不爭的事實是，面對資本強權，職工卻少有平等博弈的能力。不得不以順從規(guī)避報復性裁員，以至于忍辱負重，忍氣吞聲。一位在電信做勞務工的東莞網友發(fā)貼稱，“平時工資是1500左右，電信里面一般職工都高勞務工工資3倍，職工每月還有幾百元購物卡，我們什么都沒有，職工住房公積金1000多我們才75元，年底獎金也是我們的3倍，做點官的就不止這個數了”。相反，“一個勞務工的工作量差不多是職工的三倍”，難怪要質問“這是什么分配制度?”可也僅此而己。假如索要同工同酬的權利，恐怕只能“走人”了。因為“兩條腿的蛤蟆不好找，兩條腿的人太好找了”。

　　在此困境下，作為弱勢的職工群體只能寄希望于“有法可依”了。我們知道，“建立企業(yè)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單靠某一部法規(guī)很難奏效。”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yè)分配多數通過市場完成，“不能再回到計劃體制下，工資增長不能再由政府搞一刀切”。但更知道，“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已成國策，必須依據CPI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直到形成工資協(xié)商共決制，都需要立法積極作為，提供最基本最基礎的保障。雖然法律無力根本解決結構性問題，但至少《工資條例》可以給職工一種制度性支撐，讓無力者有所依恃，資本者所有忌憚。

　　汽車大王福特曾說過：“再沒有比工資更重要的問題了。因為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都是靠工資生活的，他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決定著這個國家的繁榮”。正因為如此，即將出臺的《工資條例》為職工確立薪資議價的通道比單純地要求漲工資更重要，人們才寄予更多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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