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我在北京與南方各地做過幾次報告，討論“城市化與貧民權利———近代各國都市下層社區(qū)變遷史”。4月13日在深圳也講了一場。演講前我給媒體提供的綱要是：

　　“都市化過程中貧民大增，并非由于原市民中發(fā)生‘兩極分化’，而是由于大量新移民（前農民）進城。恩格斯曾批駁資本主義造成貧民窟的說法，指出國家與房地產商聯手借消除貧民窟為名驅趕貧民，即所謂‘奧斯曼現象’，才是近代城市化中的最大弊病。‘奧斯曼現象’與‘索韋托現象’都是以侵犯貧民權利來造就‘美麗城市’的惡行，但民主時代這些現象已消失?；蛘咴试S貧民‘自由’解決住房而容忍‘貧民窟’，或者以福利國家方式消除貧民窟，成為兩種基本選擇，而普遍趨勢是自由與福利兼有，盡管這些做法各有利弊，但今天的共識是：既不給自由也不給福利的做法已為人道的底線所不容。”

　　與前幾次一樣，當天我在深圳的演講雖然是對現實有感而發(fā)，但基本上講的是歷史。這并不是我要回避什么，而是我深感今天人們對貧民權利問題的許多誤解，都與過去意識形態(tài)對歷史的曲解有關。演講內容主要是圖片與史料，從當年恩格斯如何譴責法蘭西第二帝國巴黎強制“清理貧民窟”建設“偉大城市”的“奧斯曼大拆遷”，講到各國歷史上貧民爭取遷徙自由與居住權的種種往事，民主時代在保障貧民權利前提下進行城市改造、現代化建設與房地產開發(fā)的一些案例，以及福利國家時代各國解決都市貧民主體即新移民居住問題的種種探索、努力、成就及發(fā)展趨勢。演講涉及到法國、美國、澳大利亞、南非、印度和拉美，法國的奧斯曼與南非的索韋托是演講中主要的兩個批判對象。最后也提到中國的一些城市，但無論在演講中還是演講時播放的PPT中都沒有提到深圳。更沒有提出什么“建議”。只是在演講后，一位提問者宣稱深圳沒有錢給農民工蓋福利房，也沒有地給他們自己建簡易房，所以合理的安排只能是讓他們住集體工棚。聽了這話我忍不住反駁：即便是南非，都還給黑人打工者劃了土地安家，難道我們連南非還不如？

　　結束時我表示：深圳作為我國外來打工者聚集的典型城市，應該為解決打工者的居住問題走出新路。不料也許就是這番希望，加上我對那位提問者的反駁，被一位記者串將起來，報道為“清華教授秦暉建議深圳率先興建貧民區(qū)”當晚就上了網。結果“引起軒然大波”。

　　其實，我一向反對在不給“農民工”建立福利房制度的情況下以鐵腕“城管”手段阻止他們自己解決在城市安家問題（自建簡易房和尋求廉租私房）的做法，更對那種在沒有福利房安排的情況下出現“中國沒有貧民窟”（其實是禁止與取締貧民窟）的“奇跡”大不以為然。早在孫志剛、崔英杰事件發(fā)生前幾年，我就多次表述過這類觀點。但是，反對“取締貧民窟”（在沒有福利房又買不起商品房的情況下這實際上就是禁止窮人在城里安家）與主張人為“建立貧民窟”圈禁窮人完全是兩回事。

　　關鍵在于：何謂“建立”、何為“貧民區(qū)”，都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解釋。如今許多發(fā)達國家早已沒有棚戶式的貧民區(qū)，但是由于人文環(huán)境較差，批評者仍然把民主福利國家為窮人建設的、建筑景觀并不差的福利公屋區(qū)稱為slum（即中譯所謂的“貧民窟”）。事實上，前些年北京市把許多“經濟適用房”蓋成窮人買不起、富人占便宜的“廉價豪宅”，就有人津津樂道說是“天通苑歪打正著沒成巨型貧民窟”，他們說：“如果天通苑……真的像一些群眾要求的那樣建成全部都是80平米以下的小戶型，全都賣給低收入的貧困戶，建成幾十萬人的巨型貧民窟的話”就將產生什么什么問題。（周雪松：《天通苑“歪打正著”沒成巨型貧民窟》，《中國經濟時報》2005年10月12日）還有些人連一般商品房標準稍降、價格稍低也反對，說是“警惕中低價房區(qū)成為貧民區(qū)”?。ㄖ芰x興：《警惕中低價房區(qū)成為貧民區(qū)》，《經濟參考報》2005年10月17日）可見蓋福利房乃至非福利性的低標準商品房假如窮人真的能住進去，都被叫做“建立貧民區(qū)（或貧民窟）”。照這種說法，建設部“回應”說將來要為打工者建設廉租房，只要這種廉租房真的為打工者所住而沒有像天通苑那樣“歪打正著”，不就是“建立貧民窟”嗎？而另一方面，“建立貧民區(qū)”又被一些人理解為官方設立強制收容所式的地方，把窮人圈禁其中。這兩種理解豈止不同，簡直可以說是截然相反。

　　所以，以這種稀里糊涂易生誤解的標題來報道我關于“城市化與貧民權利”的演講，應該說是很不嚴肅的。這只是該記者為“搶眼球”而別出心裁地炒作。

　　當然，在這一標題下的報道正文中還是轉述了我的不少觀點，4月13日《南方都市報》的《評論周刊》上以我的演講原題發(fā)表的較長報道也比較全面（真正根據錄音整理的演講全文，包括之后的答問，據說也已出現在網上，但我尚未看到），但是在“看文只看標題”的“快餐式文化消費”狀態(tài)下還是容易造成誤解。在所謂“軒然大波”中，甚至建設部也出來“回應”，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調查》也做了報道。許多回應令人啼笑皆非。

　　我這次演講的題目和報紙上發(fā)表的報道都以“城市化與貧民權利”為題，過去我也就這個話題寫過別的文章。但是，似乎對此感興趣的人不多，倒是這篇并未見諸報紙的網文“建議興建貧民區(qū)”引起如此大的反響。這似乎不能解釋為網絡傳播功效對紙媒的優(yōu)勢———因為以“貧民權利”為題的上述文字同樣也被貼到了網上?？磥砬闆r似乎是：我們很多人對貧民群體是否存在以及他們有沒有權利并不關心，但唯獨對城里決不能出現“貧民區(qū)”極為在意，極為敏感。這本身就很耐人尋味。

　　盡管如此，這樣的標題能引起對“貧民區(qū)”問題如此大的社會關注，應當說是好事。我以前寫作的許多有關論文都沒有這么大的影響。盡管我很不喜歡炒作，但我知道新聞自由就難以避免炒作，基于“搶眼球”、“占先機”的需要，媒體對事件的初始報道往往有一定程度的失真。前些年我國媒體曾廣泛報道說：美國特大颶風災害因布什政府救災無方新奧爾良一地就死亡“超過1萬人”，這是來源于美國媒體，連新奧爾良市長在指責聯邦政府救援遲緩時也這么說過?？墒菫暮蠼涍^反復搜尋最后的結果是該市死亡600多人，全美總共死亡1209人。但是美國輿論并未指責他們的媒體與市長“造謠”，更沒說這些言論“抹黑”或“妖魔化”了美國。反而說“這番夸張斷言很快引起了聯邦政府對颶風救災工作的重視”。（《世界新聞報》2005年9月15日）因此，如果媒體關于我這次演講的“夸張”報道能引起對貧民權利，尤其是居住權的重視，那同樣是大好事。

　　事實上，新聞自由最大的價值在于“兼聽則明”，而不在于每一條新聞都絕對“真實”。在關于公共事件的報道中，除了煽動暴力和有證據證明確實出于“事實惡意”（指明知真相而故意造假）的造謠外，誤差是允許存在的。只要不是只許單方面的言論而壓制另一方聲音，在真正的新聞自由環(huán)境下任何誤報都并不難澄清。而媒體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即使只為市場上的公信力競爭，也不能不講職業(yè)道德并盡量減少失真報道。我希望關于“貧民區(qū)”的討論能夠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深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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