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國情決定了我們在嘗試解決國有企業(yè)問題的時候，不能盲目崇拜和照搬西方的市場經濟理論和民主自由理論。然而，我們也不能陷入到意識形態(tài)的斗爭上去，過多的爭論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上。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對于國有企業(yè)改革我們應當抱著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去解決問題。
這兩年很流行一個詞叫做頂層設計，實際上頂層設計包含了兩層意思，一個是廢舊、一個是立新。當年鄧小平對傻子瓜子的處理方式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就是政府要做的是廢舊，而將立新的任務交給人民。因為政府的立新是不反應民意的，反應的是政府的意愿，從而形成權力尋租。永遠不要低估人民的創(chuàng)新和創(chuàng)造能力，為什么中國出不了喬布斯，不是因為能力不行，是因為缺少土壤。中國的30多年的發(fā)展太快了，要改變的東西太多了。政府廢舊的速度為何如此之慢，是因為歷史包袱過于沉重，是因為改革的成本太大而人民承擔不起，是因為既得利益群體的強大阻力，是因為還沒有壯士斷腕的決心。
因此，國企改革首先是政府改革，政府應當繼續(xù)減少國企的數量，事實上也在這么做了。政府更應該做的，是劃清國企經營以及投資的領域，逐步退出市場競爭充分的經濟領域，減少對微觀經濟的干預。這就意味著政府需要轉變職能，政府職能轉變要求必須建立一個法制社會。
中國未來的希望在于真正構建一個法制社會和法制市場經濟。中國人民當前的民主、自由的思想已經出現的萌芽，然而，中國人民的法制意識非常淡薄，這也是法制市場經濟難以建立起來的原因之一。從小學到大學，除了法律專業(yè)的大學生幾乎沒有人有機會接觸法律，接觸的都是那些枯燥的政治課程，沸沸揚揚的李天一事件，網絡上充斥的都是憤怒的罵聲而很少有理性的法律思考。對于政府征收房產稅這么重大的事件竟然缺乏嚴格的法律程序。在我國的《憲法》當中有這樣兩條：“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很明顯，法律本身竟然還存在對私有財產的歧視，在一個歧視環(huán)境下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必然是畸形的、是殘疾的。
現代市場經濟需要法制作為保障，需要法制去劃清國企和政府的界限，需要法制對私有產權的“神圣”的保護，需要法制代替權利進入市場。沒有法制作為保障，就算把國企消滅掉，民營企業(yè)也會替代國有企業(yè)出現相似的問題。多層級的委托代理關系，大量的行政審批和尋租活動，社會誠信和信用的喪失，這些傷口只能通過法制不斷的修復。
法制，也唯有法制，才能幫助政府廢舊，才能幫助政府需要構建立新的土壤，才能真正解決國有企業(yè)的問題。（作者白萬綱鄭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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