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對中國落后時，大家曾經分析各種因素，最后鄧小平說只有發(fā)展才能解決發(fā)展中的問題。這句話在不知不覺中被引申為“發(fā)展是硬道理”，但后來似乎被人誤解為只有速度才是硬道理，特別是在強調GDP主義的時代更是如此。我在《秀水街與華爾街的探戈》一書中就指出 ，今天的中國經濟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個“蕭何”是誰？速度。沒有速度，就沒有追趕的力度，就沒有現今的大好形勢，但速度也造成今天許多領域的竭澤而漁。“唯速度論”的現狀被許多人歸結于官員太多，但筆者歸結于老板太多。
　　招商引資容易出老板，勇敢者利用各種政策的空子，一不小心可以成為老板。還有不少騙子，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只要騙到錢，也成為老板。也有學者，利用所學知識，再加上一點運氣，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也迅速成為老板。

　　的確，老板多，競爭力是提高了，但“老板”的競爭力除了資本化、金融化、機械化、集約化帶來的勞動生產力本身的進步外，還有固定資產投資太多，加上國家金融政策長期從利息差上補貼資本，讓少部分人、地區(qū)、企業(yè)依靠權力較為容易獲得低廉的資本，進一步增加資本投資從政府到民間、從內資到外資的涌入。因為資本投入過剩，很多地方、很多行業(yè)、很多產品出現投資過多，惡性競爭，自己殺自己的價。最后國內市場既沒有消費能力，也沒有容納能力，就只有出口。

　　同樣還是這種“老板太多”的模式，使出口價格不斷走低，國外在指責中國低價傾銷，其實是中國內部的惡性競爭所致。企業(yè)利潤非常微薄，里外不討好。對此，筆者建議設計一個中國出口商品指數，以補充當下工商管理在信息上的提示不足，讓更多企業(yè)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

　　老板太多，還導致打工者技能退化的反常現象。技工漸漸短缺，特別是中高級技工。類似現象還有，讀書人多了，但創(chuàng)新型的中高級技術人才反而漸漸變少。這是因為大家都想做老板，因為老板的發(fā)財機會太多。在有些人眼里，做打工仔不會有太多回報，而且沉沒的機會成本太大。于是要做打工仔容易，但要學習、要創(chuàng)新卻難了；要文憑容易，要真正的學問卻難了；死記硬背的所謂大師多了，做真正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的科學家少了。這些都是因為老板多了，資本投資多了，但投資于打工者提高技能的卻少了。社會浮躁，“大師”多，于是假冒偽劣就多，質量問題、信譽問題就出來了。

　　老板多，競爭力過剩，不單造成經濟秩序的失控，也帶來國際貿易的失衡。北京秀水街，到處是自己人在殺價，間接造成今天外匯儲備的過多，淪入美元陷阱的問題。

　　張五常曾說，保持低工資制度是中國的優(yōu)勢，而且市場自由選擇工資的多少，是符合市場競爭原則的，這樣其實最有利于擴大就業(yè)。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中國打工仔沒有任何工資談判能力，而且制度性低工資實行了上百年，哪里是可以輕易被扭轉的。特別是，在中國從計劃、國有向市場、私有轉型的過程中，人們通過各種渠道都可以成為老板，但無一不是在壓榨打工者。打工者固然可以隱忍，但結果是老板多了，資本投資多了，產品過剩了。這一生態(tài)鏈不自覺就出現失衡。

　　可能的解決之道是可以通過平均地權的方式，讓更多的人獲得較多的財產性收入，從而達到節(jié)制資本，進而減少老板，讓更多的人獲得適當的工資報酬，讓那些上進的人、技能優(yōu)秀的人、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人更好地獲得知識產權的保護。只有給予知識更多的優(yōu)惠，才能讓打工者分享更多工資的紅利、知識的紅利，實現安心打工?？傊?，即使通過打工也可以獲得較之資本投資、投機不會少太多的回報。如果這一天能到來，那么中國經濟至少從要素競爭中就會變得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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